从靠近沙漠的斋普尔坐飞机到濒临孟加拉湾的加尔各答，由西而东，就像来到另一国度：干热变成湿热，街头店招的印地文变成孟加拉文。然而贫穷依旧，普遍的贫穷，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令人沮丧的贫穷，让貌似西化居于少数的印度精英不安与尴尬的贫穷。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是气派的殖民时代建筑，开馆已有两百年。无家可归的穷人就住博物馆墙边。早晨，湿热尚可忍受，黑得让人鄙视的贱民女人，穿着小背心，裹着莎笼，坐在人行道的手压水桩边洗澡，头上和裸露臂膀抹满皂液。瘦小无牙的老祖父，坐在塑料布遮挡的低矮窝棚外逗着小孙女。黄昏，“每家每户”忙着街边生火做饭，地上坛坛罐罐，炊烟缭绕，你不觉得这是泰戈尔和雷伊的城市。

还有肮脏。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不像钦奈（马德拉斯）那样残破得让行人小心踏步，也没你在新德里火车站附近看到嗅到的半露天公共便池尿水横流一直流到地铁站入口，但是随处垃圾。你在印度享受另一自由，比在中国还要自由：吐痰的自由，随手扔垃圾的自由；你要是放得开，也可学印度男人靠着墙边屙尿，或是蹲在路旁，兜裆布或男式莎笼下手握生殖器，女人一般小便。十月二日，印度总理穆迪是国内电视新闻头条宠儿，就连BBC整点报道也请来嘉宾深度分析。“清洁印度”运动揭开序幕。在首都德里，从总理到大小官僚，人人手执扫帚，对着镜头清洁印度（清扫垃圾疏淘阴沟，仍是贱民“专利”）。加尔各答山高皇帝远，不论电视还是现实，我没看到任何官员对着镜头洒扫。这个城市忙着另一盛大节日：Durga Puja。街头巷尾搭起帐篷，张灯结彩，六只手的Durga女神塑像或画像随处可见，俗艳光鲜。下午到晚上，我住的Sudder Street某家旅店外，街边帐篷几个大音箱从没安静。入夜，一个本土乐队站在台上又唱又跳直到午夜，男女老少欢天喜地。

加尔各答是我的两个月印度之旅最后一站。将近两个月下来，我已像印度人那样，对周遭的一切习以为常，既看见又没看见，既听见又没听见。这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智慧，不然你怎么可以正常活着？不论外界怎样脏乱凄惨，你必须像横行街头的圣牛，不紧不慢，镇定自若。Sudder Street一带，是城中旅店客栈最集中的街区，房间多半陈旧压抑，房价却又偏高。斜对街边帐篷那几个大音箱住了第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处看房，搬到背街小巷一家相对清爽的小酒店，虽然墙面依旧剥落。不像其它城市外国游客居多的街区，这一带甚至没有像样餐馆，除非你多走十来分钟，去到加尔各答中上阶层爱逛的Park Street，那里的中餐馆、意大利餐厅和时尚面包坊让你身在另一世界；冷气开得十足的牛津书店已有百年历史，摆满泰戈尔作品和雷伊电影的DVD光碟。Park Street还有一个新的街名：特蕾莎修女街。然而修女的济贫院，不在这条街上。

Sudder Street是条小街，只有几家简陋食档和印度奶茶铺。不单外国人，本地人也爱光顾。一家露天食档就在街边，黑瘦的孟加拉中年老板就着煤油炉又煮又炒。没有餐桌，只有草草搭成的几条石凳。靠墙靠电桩，牵了几幅遮雨塑料布，悬着“Fusion Asian Food”的招贴。七八个白肤黄肤的外国人坐在石板上，一边吃喝一边聊天。一个不到三十的单眼皮东方女子，正从老板手里接过一碗汤面。

“这个好吃吗？”我问。

“好吃。有点像韩国的泡菜拉面。”东方女子竭力推荐。

“你是韩国人？”

“对。”

我也叫了一碗貌似辛拉面的泡菜汤面。面还没煮好，看她健谈，我像印度人一样盘问不停，尽管不太礼貌。她来印度两个月了，哪也没去，就在已故特蕾莎修女创办的Missionaries of Charity几处济贫院做义工，侍候疾病缠身的孤苦老人，给智障或残疾儿童喂饭，洗衣服，做勤杂。

“你们洗衣服用洗衣机吗？”

“没有。都是用手。”

几天前在斋普尔，我读了九月号的New Internationalist杂志一篇文章——“特蕾莎修女怎样折磨加尔各答”，作者S Bedford来自多伦多，也在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加尔各答济贫院做了两个月义工。Bedford写到济贫院简陋压抑的环境，病人苦痛得不到适当缓解，缺乏医护背景的众多修女和各国义工，怎样以原始方法清洁粘满病人排泄物的床单衣物，而这难免交叉感染。如同已故Christopher Hitchens批驳特蕾莎修女的那本小册子The Missionary Position（这本小书的书名起得很促狭，让人想到男上女下的性爱姿势），Bedford也提到，Missionaries of Charity每年约有一亿美元慈善进帐，这些钱不仅缺乏明细下落，特蕾莎修女反对堕胎狂热传教的保守立场，也招来质疑，尤其她去世前不久在华盛顿告诉记者的那番话：“我觉得穷人认命并且分享基督的激情很美。我觉得穷人的苦痛对这个世界大有裨益。”

谨慎起见，我问韩国女子是否基督徒。不是。她没宗教信仰。我于是大致说起上面那篇文章。那是。她说。她认识的有些义工也曾怨言。“你现在哪里做义工？”“Sishu Bhavan。”她把专门收容残疾和智障孤儿的济贫院名字写在我的旅行指南上。从Sudder Street走到Sishu Bhavan不过二十分钟，后者距离特蕾莎修女纪念馆也只有五分钟路程。然而明天是甘地生日，纪念馆济贫院都不开放，我只好隔天再去。

我点的泡菜汤面煮好了。坐上靠墙石凳，端着不锈钢碗狼吞，味道不错；凌晨不到五点就去斋普尔机场等飞机，直到午后才得安顿，我真的又累又饿。一个中年四眼美国佬，坐在另一张石凳上，捏着半瓶啤酒，已经半醉。他一直喋喋不休，但我现在才有兴趣听他胡言。“我做过海军陆战队员。”美国佬卷着舌头告诉对面的日本女孩。她是他的情人。韩国女子也是他的情人。她们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你是塔利班！”海军陆战队员指着对面一位年轻白人，后者穆斯林一般留着长长的胡须。“塔利班”和白人女友没有搭理。

“你是海军陆战队？去过哪里？”我问。

“零二年。伊拉克。”

“推翻萨达姆。”

“对。很久以前的事了。塔利班！”他继续挑衅。看到对方没反应，海军陆战队员转头对我：“我完了。”然后，他伸出一只拳头，老友一般，跟我的拳头撞在一起，像在重温从前的同袍情谊。“塔利班！”他继续吼着。

【二】

加尔各答市区的AJC Bose Road 54A有幢两层小楼，名为Mother House（修女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九七年去世，特蕾莎修女就住这里，而且葬在这里。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原籍阿尔巴尼亚的特蕾莎修女，年仅十九，从爱尔兰坐船，辗转来到加尔各答，后在一所教会学校任教，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只身出走，发愿服务穷人中的穷人。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Missionaries of Charity正式成立。修女屋薄薄的免费小册子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这样描述修女会的由来：“六个多月，特蕾莎修女一直听到耶稣对她说话。他告诉她：‘小姐妹——来吧，来吧，把我带到穷人中间。来吧，做我的光。我不可能独行——他们不知道我——所以他们不想要我。’有一次，她得了一个异象：她看到很多穷人和儿童向她呼唤：‘来吧，来吧，来救我们——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

这段文字宗教色彩浓烈，但是，通过帮助穷人中的穷人，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该是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最大宗旨。一九五三年，肩负这一使命的修女愈来愈多，“多番寻找和多番祈祷，特蕾莎修女找到一幢较大的房子”，也就是现在的修女屋。从那以后，“成千上万的女孩子曾在这里居住，祈祷，受训成为修女”，然后奔赴修女会在世界各地的七百五十多个分会（缺少宗教自由的红色中国至今没有分会），帮助穷人中的穷人。

帮助穷人中的穷人，这一目标令人起敬。用来服务宗教，目标变成手段，则与冥顽伪善同义。一个多月前，我终于读了前面提及的Christopher Hitchens那本小书，并非我对特蕾莎修女早有成见，而是想用他人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让自己多一个参照。但我发现，尽管雄辩，这本小书却多惊人之句：“无助的婴儿、被遗弃的穷人、麻疯病人和晚期病患成了用来展示怜悯的原料。”“特蕾莎修女从不掩饰，她的工作只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运动。”“关键并不在于诚实地减轻苦痛，而是宣扬一种以死亡、受苦和服从为基础的崇拜。”作者也提到，特蕾莎修女的收入足以在加尔各答装备几家顶级诊所（当然阙如），而她晚年也曾入住收费昂贵的西方医院。以下这个例子也许最为讽刺：特蕾莎修女公开讲到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苦痛。带着微笑，面对镜头，并未察觉其中反讽，修女讲她怎样告诉病人：“你正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受苦。所以耶稣肯定正在吻你。”然而这个病人答道：“那请告诉他，不要吻我了。”

修女屋只有特蕾莎修女墓和楼上卧室开放。修女墓在一楼室内，白色大理石棺顶端的花盆，摆了一束花心泛黄的白菊，方形墓铭刻着生卒年月，还有一段大写经文：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另一行文字：YOU DID IT TO ME（出自耶稣的话：你为我的穷苦弟兄做的，也是为我做的），还有下方一只摊开的左手（手心向上），则用新鲜的金盏菊花瓣堆砌。隔壁小展厅，陈列修女遗物，穿过的拖鞋衣服，用过的文具餐具，圣经，书信，诺贝尔和平奖奖状，晚年坐过的轮椅，讣闻剪报……坦白说来，看过德里的甘地故居和尼赫鲁故居，这类陈列虽然生动，但也并无多少特别。尽管特蕾莎修女生前担心，帮助穷人中的穷人，有可能让修女会变成单纯社工，因为“我们的工作只是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穷人中的穷人，当然就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之手段”，但我并不怀疑她的宗教激情，通过爱穷人来爱上帝。贞洁、贫穷和服从是修女会三大誓言。二楼简朴卧室，修女住了大半生，在此过世，却让人有些感动，尤其门口那段文字说明：这个房间下面就是厨房，所以较热，但是修女从来不用风扇。你可以质疑修女会帮助穷人中的穷人之终极目的和客观效果，但你很难过分挑剔一个“圣人”，哪怕她不“完美”，曾经接受独裁者捐款，晚年到西方最好的医院看病。

我到Sishu Bhavan已近正午。除了我和一对中年印度夫妇，没有访客。一楼的婴儿室正要午休，门口修女指着二楼。上楼前，我对着门厅墙上一幅油画端详片刻：裹着蓝边白头巾的特蕾莎修女，双手捧着一个金发婴儿。油画下方的木牌贴了一张纸，这是修女告诫世人的警句：“我认为当今对和平最有损害的就是堕胎，因为这是向儿童宣战，是在直接戕害无辜和没有防备的生命。”然而，当你想到全球十多亿人每天的生活开销不足两美元，大多数印度人依然贫穷，将近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一半以上印度家庭没有厕所（农村比例更高），艾滋病和各类疾病肆虐，特蕾莎修女（包括教廷）反堕胎的立场，几乎等于瞎子摸象。

出乎意料，二楼宽敞明亮，十多台吊扇缓缓转着，房间一股消毒水味。正是午餐时间。两三个修女，还有十来个女性义工，年龄各异，来自不同国度，系着围裙，正给三十多个男孩女孩喂水喂饭。我在Sudder Street遇见的韩国女子也在那里，端着饭碗举着勺子，哄着一个智障男孩。“他有十五岁了。”韩国女子告诉我。男孩不会讲话，只是对我傻笑，紧紧拉着我的手。他很瘦小，看上去不足十岁。我在房间转来转去，端详排排围栏铁床，听着男孩女孩咿咿唔唔，看着修女和义工忙前忙后。韩国女子转到一个半身瘫痪的女孩那里。女孩十八岁了，看上去也不到十岁。她坐在婴儿椅上，脚趾涂着指甲油，脖子戴了一条镀金项链。“你很漂亮。”我开玩笑。她伸出一只小手，使劲拽着我的手，一边吃饭一边傻笑。“这里很少男人来，所以她特别高兴。”韩国女子说。女孩继续傻笑，盯着我看。我是今天最大的惊喜，给她的午餐带来额外乐趣。

中午，我回到Sudder Street的街边食档，依然点了泡菜汤面。海军陆战队员攥着一个塑料水樽，里面装了三分之一威士忌（除了为数不多的酒吧，印度的公共场所不得饮酒，否则警察会找你麻烦），依旧半醉，卷着舌头胡言乱语。孟加拉老板跟我八卦，美国佬有一半印度血统，每年都来印度，每天都坐这里喝酒胡扯。一个将近三十的白人女子坐到我的身旁。“你在找什么？”她问，见我对着地图查找在修女屋拍的几个济贫院地址。我们聊了起来。她是威尼斯人，在学农业和生态学，第一次离开欧洲，第一次远行，刚来印度一个星期，要呆两个月。但她不喜欢这里，太脏了，太乱了，她想看美景。威尼斯女人也在修女会做义工，下午要去另一家残疾儿童院。我们于是结伴同行。

一个二十多岁的尼泊尔人，个头很高，皮肤五官就像黑人，也跟我们一起。印度有很多尼泊尔人，他们来印度不用签证。很不客气，我问尼泊尔黑人在加尔各答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在Sudder Street瞎混（清晨，我见他睡在街边的节庆舞台上）。威尼斯女人呵呵笑着，知道我故意像印度人一样盘问。黑人看来喜欢这个白人女子，老是拍她肩膀，顺带搂搂腰身。我们要去的残疾儿童院名叫Daya Dan，远在城北，要坐好几站地铁。出了地铁站，黑人自告奋勇带路，问来问去，也没问到具体位置。“我信不过他。”威尼斯女人悄悄告诉我，有点恼火，她想回去了。等我问清方向，自认半个东道主的黑人很不高兴，摊开两手，嗓门抬高：“你们认得路，那我就跟你们走吧。”不出五分钟，我们来到Daya Dan门口，黑人不再出声。

跟我上午去过的两个地方不同，Daya Dan大门紧闭。敲开铁栅，威尼斯女人亮出义工证，我和黑人跟着进去。一楼昏暗，压抑，没有阳光，只有灯光，也是一股消毒水味。灯光反射的水泥地上，坐了将近二十个男孩女孩：半瘫，失明，智障……这里不仅没访客，也没义工。管事的修女告诉威尼斯女人，把她派来的人弄错了，她在这里无事可做。我们坐到地上，有些沮丧。一个智障男童爬过来，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上了锁的修女办公室门外；他似乎觉得，那里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指着一旁壁报的特蕾莎修女像，男童马上双手合十。另一个智障男童，坐在婴儿椅上，慢慢挪到我站的地方，拽着我的手。他用力过猛，婴儿椅侧翻地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大概身心最为健全，把婴儿椅使劲往后推。一半身子躺在地上，智障男童晃着脑袋，麻疯病人一样蜷着双手。

我很快明白，这些孩子坐在地上，是在等着下午三点过的祈祷。灯突然灭了，正前方墙上，基督悬在十字架上，周围的彩灯闪个不停。几个修女也来坐在地上。那个身心最为健全的十来岁男孩，开始用孟加拉语背着祷文，大家跟着念诵。他们念得不太清晰，因为多数孩子连话也未必讲得清楚。坐在婴儿椅上的智障男童还是半躺地上，他也跟着祈祷，两手乱抓，脑袋扭着，像是在跟魔鬼缠斗。大约一刻钟后，灯亮了。我们回到人间。尽管屋内依旧昏暗压抑，尽管悬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血腥得有些恐怖，比起那些睡在人行道上的孩子，比起昨天早晨拉着小妹妹走到我面前的小男孩（他说他们是孤儿，他和妹妹太饿了，他不要钱，只想要点吃的），这些孩子至少有个安身之地。

走出Daya Dan，我们原路返回。威尼斯女人再过两天就要离开加尔各答。我向她推荐了靠海的果阿和喜玛拉雅山麓的尼泊尔湖滨小城博卡拉，那里游客很多，但是相对“光滑”，没有加尔各答的污秽、贫穷与诸多不快。尼泊尔黑人的老家就在博卡拉，他起劲讲着博卡拉的美景。地铁拥挤。黑人站在威尼斯女人身后，挨得很近。站我对面的一个孟加拉中年妇女不知怎么留意到，转头对着丈夫耳语，满脸厌恶。就像我在印度南部的Trichy跟三个泰米尔女大学生走在一起惹来满街异样眼光，保守的印度人不喜欢看到不同种族的男女靠得太近。

【三】

“一九五零年代，成千上万的人住在和死在加尔各答的街上。修女们常常发现伤口长满蛆虫或者身体被老鼠啃食的穷人，孤单死去，无人照料。特蕾莎修女想有一所房子，让这些病人和濒死者住进来，照顾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死得有尊严，并有上帝相伴。加尔各答市政当局把喀利寺院一处香客宿舍交给她。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特蕾莎修女在喀利路（Kalighat）开办第一家专门收容濒死者的济贫院，名叫Nirmal Hriday，意为‘圣心’。”（摘自修女会的免费小册子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

一年一度的Durga Puja即将结束，喀利寺院一带都是香客和摊贩，跟加尔各答其它小街一样嘈杂，一样中世纪。Nirmal Hriday是幢两层楼的莫卧儿式建筑，门口地上坐了几个穷困老者。上午将近十一点，我推开大门，印度门房点头让我进去，不得拍照。三个二十来岁的东方女子走过大厅。我用英语说明来意，几番搭白，原来她们是中国人，基督徒，大学刚毕业，趁着“十一”假期，专门从南京飞到这里做几天义工，因为她们读了特蕾莎修女的传记。三个中国女孩不知道修女会除了接收义工，也让访客探访济贫院。她们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让我“参观”，连忙找来一个六十多岁的东方男子。他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就像管事的人，中国话有点生硬，带着南洋腔调，连连朝我摆手：“这里不是观光的地方，不让参观的。”他显然把我当成无聊的观光客。我有点恼火，解释昨天去过修女会另外两家济贫院。一个三十来岁的印度男子正好走过，他是这里的职员，告诉我可以到处看看。“我们马上要给他们喂饭了。楼上有咖啡小食，义工正在上面休息，你也跟我们一起坐坐吧。”

十来个东方人和西方人围着一张长桌边吃边聊。我继续跟三个中国女孩说话。我在加尔各答只剩三天，我还想看看泰戈尔故居和别的地方，为了做一天或半天义工，再去市区另一端的修女屋登记（不是每天都可登记），时间太紧。我问她们可不可以鱼目混珠，跟着大家忙碌。刚才把我拒之门外的东方男子，是个菲律宾华人。一听我的打算，菲国华人一本正经：“这当然不行。你必须登记。”我翻开旅行指南地图，跟他解释原由。他不高兴了：“你信我还是信书？”然后，他告诉我不仅要去登记，我还得凌晨五六点钟就到修女屋，跟着他们参加那里的弥撒（据我所知，没人规定做义工必须先望弥撒）。“这是给你的挑战。诚其心正其意。”我说若非诚心正意，我不会来这里，但我不是教徒，没有兴趣参加弥撒。其他人都不出声。三个中国女孩一脸尴尬。

坐在菲国华人身旁的中东男子打破僵局：“你不用那么早就去。”他是埃及人，三十来岁，在四川成都住过两年。“我想念成都，还有火锅。”他用中国话告诉我。开工了。大家纷纷起身。我和埃及人边走边聊。他也是基督徒，他说，但他不会随时跟人说教。埃及人问起我的职业。写作？做过文学翻译？出过几本书？他很感兴趣，因为他也很想写作。“你在中国肯定遇到审查。”我说中国的文字审查无处不在，包括自我审查，我对现行制度不抱希望。

“那你信奉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埃及人问。

“我不喜欢资本主义，不论中国特色还是西方特色，也不喜欢共产主义。我喜欢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

“就像德国或北欧？”埃及人说。

我和埃及人来到楼下时，各国义工和修女已经在给病人喂饭了。大约一百个老弱病残，分别躺在或坐在男女宿舍的床上、椅子上和轮椅上，吃着免费午餐。我走到小礼堂一般的女病房，看着头发剃短的老妇艰难进食。几列靠得很密的铁床，一直延伸到房间尽头，头顶两排吊扇；如同我昨天去过的另外两处，房内一股消毒水味。我还记得Christopher Hitchens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美国义工的话：“我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我看过的贝尔森集中营一类照片和电影片段，因为所有病人头发剃光。没有椅子，只有这些担架床。它们就像一战时的担架床。没花园，甚至没院子。……”这位美国义工也提到晚期病患缺少适当的镇痛药，没人觉得一个急需动手术的十来岁男孩应该送进医院（因为，尽管他还年轻，若是送他进医院，其他濒危病人都得这么处理）。然而这是印度，很多人依然住在加尔各答的街上；你要是见识过印度的汽车站火车站，这些公共设施也未必好过济贫院多少。若以先进国家标准，这当然远远落后，修女会的管理的确也需要改进。但是，就像Lonely Planet的印度指南所说：修女会“从未专注于拯救生命，只不过给濒死者提供一点关爱和尊严。在特蕾莎修女之前，对于真正的穷人，这些甚至都是鲜为人知的奢侈”。

我走到女病房尽头，一个老妇侧身躺在床上吊着点滴，修女和义工在给她敷药。靠墙坐了两个老妇，大概还能自理，端着盘子慢慢吃着。其中一个老妇突然向我比着手势，她想要一杯水。我走到房间另一端，给她端来一杯凉水。

“我父亲死在养老院。”来到男病人吃饭的中厅，我突然告诉埃及人，有点多余，像要证明我来这里诚心正意。（现在，细想这一幕，我的话实则透出内心深处的恐惧。我还记得父亲死前的样子，裹着棉被躺在床上。郊区养老院房间陈旧，只有一盏昏黄电灯，比这里好不了多少。那是冬天，他死得既少关爱也乏尊严，因为我没钱送他进医院，因为他断气那阵我已坐上回城汽车。但是，就像Nirmal Hriday的住客，我的父亲又比露宿街头的穷人幸运。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有没有这样的幸运，也不知道濒死之际我能否修炼得道，更不知道自己能否像这些穷人中的穷人，得到一点关爱和尊严。）

免费午餐陆续吃完。义工扶着推着病人回到病房。剩下的人开始洒扫，或是走到中厅的水槽边洗碗。我不再犹豫，也不多问，而是加入洗碗的流水线。一洗，二清，三晾干，把洗好的杯盘叉勺放进水槽上方的铁架或者摊开。没有手套，也没消毒柜，大家赤裸双手忙碌。不论对病人，还是对义工，这样洗碗并不卫生。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修女走过来，笑着告诉大家，忙完这些我们可以走了，下午也不用再来。“你们下午想做什么？”修女问。有的想去逛街，有的想去博物馆。我走进男病房，几十个病人或躺或坐，一张铁床前一滩呕吐物，菲国华人手拿拖把正在打扫。我们彼此点头。他是教徒，我不是教徒，但在这些穷人中的穷人面前，是否信教并不重要，至少在我看来。

正午过后，我站在喀利寺院所在的大街旁等车，打算回到Sudder Street的街边食档，仍然点一份泡菜汤面。那个四眼美国佬，一半印度血统，做过海军陆战队员，应该拎着酒瓶坐在那里胡扯了。虽然已成废人，拿着富裕社会的津贴，靠着一本美国护照来去自由，他足以让第三世界的穷人羡慕，但是他比穷人中的穷人还要可悲。一辆老旧的Ambassador黄色的士从我面前驶过，三个中国女孩坐在车内向我挥手。再过三天，她们跟我同一班飞机飞回国，回到那个“物欲横流”一般的国度。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