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死后应该要入土为安，但是赫鲁晓夫又怎么会想要将他的遗体送到北京呢?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内心深处便觉得赫鲁晓夫是个险恶之人。那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发展到赫鲁晓夫想将斯大林的遗体送到北京呢?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便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向恶化。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国庆10周年。赫鲁晓夫在来北京前刚刚参加过美苏戴维营会议。此前，中印边境出现流血冲突，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以中间人的口吻呼吁双方和平解决。苏联不顾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拢印度，却要中国服从它的利益，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愤慨。

　　赫鲁晓夫到达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发生了激烈争吵。据当事者称，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毛泽东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们自己来干。”

　　这时中苏之间出现争吵，关键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刚刚访问美国实行了关系“缓和”，因此要求中国也要服从这一苏联外交的需要，在周边也要相应地实行缓和，对美国和印度都不能强调斗争。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买账，严厉批评苏联的妥协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并加上“半修正主义”之称(当时中共讲修正主义还是指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则用更难听的语言讽刺中共领导是“好斗的公鸡”。

　　过去中苏两国关系好时，谁都不提历史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而一旦出现争吵，过去的老账便难免会搬出来。赫鲁晓夫访华时曾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秘密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的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并且首次提到了双方敏感而又回避的边界问题。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赫鲁晓夫在离开中国时建议，双方都烧掉10月2日的会谈记录。中国方面如实去做了，现在有关这次争吵的记述都引自当事者的回忆。

　　进入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更是日益恶化。起初引起中苏交涉的是中印边界纠纷，接着是对国际形势缓和的看法以及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

　　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由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3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3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在时代性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然而，这时赫鲁晓夫看到这些文章，却是怒火中烧，蓄意采取高压政策对付中国，先采用政治围攻手段，不行便再施加经济压力。

　　1960年6月，由彭真、康生率领的中国党的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东欧国家兄弟党的工作，要他们一致对付中国，因此感到气氛不对头。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事先已经组织好东欧各国党一致行动的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展开了围攻。这个一向粗鲁的赫鲁晓夫颇为得意，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批评毛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还指责毛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

　　针对中国共产党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一事，赫鲁晓夫甚至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得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翌年赫鲁晓夫果然将斯大林迁出列宁墓，焚尸后另行安葬。此时他带有讽刺意味地扬言要把斯大林尸体送到北京，并非是说着玩的。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强烈，马上电告北京请示对策。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然而此时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需要苏联援助，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主张对苏方的做法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起草了代表团的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东欧各国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不听苏联的招呼，拒不参加指责中共代表团。阿代表团长卡博还向中方表示，他们不同意苏联的做法。对此，赫鲁晓夫也恼羞成怒，随即便采取了中断对阿援助等高压措施。在国际共运中，阿尔巴尼亚从此也成为中共“最亲密”的战友，这个全欧洲最穷的国家被中国在多年间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1960年夏天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发生激烈吵架后，中方还希望能维护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一个阵营里。但出乎中国领导人意料的是，赫鲁晓夫接着又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了。

　　196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至8月10日结束，原定主要讨论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问题，却因中苏关系恶化，大家主要精力用于讨论对苏关系。

　　会议开始后不久，7月8日，彭真便向会议报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两党分歧。在小组讨论中，大家对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式的围攻感到气愤，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其实就是苏共)与中共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则召集中央常委中的几人和有关负责人研究，如何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

　　彭真和周恩来，一个讲现实情况，一个回顾历史，目的在于让与会者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在这次会议上及会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将中苏之间的争论向数百名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介绍，并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传达。因此，在中苏关系史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周恩来作完报告这一天，7月16日又发生了苏联要求召回在华全部专家的事件，显然，这是赫鲁晓夫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

　　事过38年，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前夕，苏联著名的国际评论员鲍文于1988年在公开讲演中特别提到此事，说这是赫鲁晓夫在没有同苏共领导人商量便独断专行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一举动损害了苏联的对华关系，也在此后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