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战斗在古长城线上的八路军

　　日军扫荡导致“鱼大水小”，必须精兵简政，全部脱产人数不超过居民的百分之三

　　1941-1943年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也不例外。自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缔结《苏日中立条约》后，华北日军的动作即大幅升级，先是集中10余万兵力对中条山根据地实施“铁脚合击”，随后又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据聂荣臻讲，1941年秋季的这次“铁壁合围”，日军“总兵力达七万余人，……号称‘以百万大战来回答百团大战’”。

　　1943年初，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于《解放日报》刊文公布抗战五年来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扫荡”情形。据其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来千人以上的‘扫荡’，共计152次，至于万人以上的在大‘扫荡’共计37次。”其中，尤其以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的“扫荡”最为猛烈，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朱德当年的公开说法，“到1942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譬如，晋察冀边区“巩固区”的人口减少过半，已不足500万人；晋绥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从1200万减至750万。

　　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同时“巩固区”（只向根据地政权缴纳公粮）大量变成“游击区”（还需承受敌伪的公粮剥削），所带来的直接困难，即经济条件的恶化，造成“鱼大水小”的特殊局面。以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军区为例，据该区报告，日军未“扫荡”前，“1941年全年的负担，每分（地）……折合小米最多不过30斤，这样的负担，人民是感觉胜任而愉快的。”但在日军“扫荡”之后，“负担就无比地加重了，一般的每分（地）……全年可能达到72斤（小米）。较多的每分（地）……全年可能达到108斤至144斤（小米）”。按当时冀中地区，每分地的产出折合小米平均是108斤，所以，冀中行署在文件中感慨：“全年收获一大部分或全部都拿了负担，还是不够……真是负担奇重。”至于增加的这些负担，主要因“我主力部队转移”，“巩固区”变成了“游击区”，民众不得不同时承受沉重的“对敌负担”。

　　有鉴于此，1941年底，延安经过深思熟虑，出台政策，明确指示各根据地：

　　“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脱产人数，不超过全部民众的3%，这个比例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可参考陶铸当年的公开说法。陶铸说：“（根据地）生产力都比战前减低了，甚至有个别地区减低到百分之五十……因此，敌后根据地民众的负担能力是不大的。在根据地基本地区内，民众生活较好，最大限度也只能每百人养活4个人。游击区因敌人容易到，破坏多，建设少，其人民负担能力是要少于基本地区的，即这里每百人只能养活2人。至于敌占区和近敌区，民众负担能力更差。

　　图注：八路军通过平型关

　　“头重脚轻”不利于军事行动，也需要精兵简政，把应放下去的干部尽量充实下层

　　除了解决“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这一问题外，“精兵简政”还有另一重极现实的需要，那就是应付日军的“扫荡”。1942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中，就明确总结了“精兵简政”的两大现实目的：

　　“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

　　之所以要用“精兵简政”，来“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是因为当时各根据地的干部配备明显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的状况。以晋察冀太行区为例，刘伯承曾明言：“太行区的负担人口共150万，按照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应负担3万军队、1.5万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全区军队现有4万、地方干部2万多。……脱产人员，又以上层机关为多，本师机关和直属队达2600余人，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达540余人，而下级机关和基层连队则严重缺额。……这种状况，不但是‘鱼大水小’，而且成了‘头重脚轻’。”

　　这种“头重脚轻”，对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直接造成了很大损害。据杨秀峰（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内部报告披露，1942年太行军区在“五月反扫荡”中虽获胜利，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其中，尤其以基层组织涣散、“头重脚轻”最为严重。杨秀峰在报告中说：

　　县一级，“除少数县份外，一般在反扫荡战争中，政权组织不但未起它的应有作用，甚至上下脱节，看不见组织力量，有的专署或县府只剩一人或数人，单纯随部队走，不能起其应有作用，干部临时分散下去，而又无秘密后方机关联系。”区一级，“区一般的不能发生作用，某专区内有些区都形同瓦解，助理员大部回家，工作停顿，某区区长还要随专署向外线转移，根本未想到战时工作和自己的岗位。”村一级，“情形最严重的是村。彭副总司令在作战中来电说：‘在南艾铺一带，作战一天找不到一个村干部’，各地村庄干部逃跑成为普遍现象，干部先群众而跑，后群众而回。”具体到对“反扫荡”作战的影响，“表现在保证军队战时供给做的非常差，如×部在×县作战无粮食，到邻县去找又没有，后来从很远的另一个存粮地区驮粮回来，已耽误了很有利的作战时机，在作战中有的部队三天吃不到饱饭，有的喝不到水。许多村庄找不到干部和群众，有时找到村干部，口头上答应给找民夫抬伤兵，回头都跑走了。需要村干部找粮食时，有的便回答：‘找到谁的吃谁的，找不到我不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杨秀峰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上没有贯彻简政的精神。就各级政府而言，依然是头重脚轻，没有彻底把应放下去的干部尽量充实下层，故到战时不能不临时分遣干部，因而干部对村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起不了帮助的作用，感到苦闷，反而给村干部添累赘，到战时临时下去，因为自己在村内平时没有工作与群众联系，自然不会得到很好的掩护。”

　　此外，“头重脚轻”还会导致部队在应对日军“扫荡”时移动速度受影响。如1941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区，就因“工作机关庞大笨重，遭受打击，损失颇多”。 有鉴于此，1942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曾明确要求各根据地向中央报告“是否有后方庞大、行动笨滞，敌人‘扫荡’易受损失现象。”

　　综上，正是依赖着“精兵简政”政策，使民力与抗战相协调，敌后根据地才能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之下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图注：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民兵武装拆毁日伪碉堡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