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要拆掉北京城墙的时候，面对黯然泣下的梁思成，周恩来以其一贯的富于人情的方式安慰他，让他想想拆掉了城墙，便可以建一座工人阶级的城市，处处是工厂与烟囱，那该有多美!这一番宽慰在我们今天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谈：城墙这象征着伟大文明的无价之宝，岂是几截丑陋的烟囱可比——只会破坏环境，更哪有什么美可言!

　　这多少提示了当下与1949年之后30年的距离——改革开放后的生存方式、价值标准乃至对生活的原初感觉都已经大不相同。这是个“告别革命”的时代，反过来，又被富含深意地称作是一场更伟大的“革命”。而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早先那个某种程度上更西化也更传统的民国在90年代之后浮出了水面，尤其是对民国学术的称颂更是此起彼伏。这自然也可以理解：若说称颂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曾有“黄金十年”，或说中国在二战后俨然已是世界强国，都多少有些底气不足;说起民国学术，则即使不必如铁杆粉丝那样称其可比先秦时代，至少比当下低水平重复的学界与士气低迷的知识分子群体要好很多：“老先生”们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

　　“老先生”们的流风余韵令人神往，也正是他们在1978年后将民国学术与精神传承给了新时代的学人。不过，现在对他们的推崇，却颇有些借诗文针砭时事的意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成了大学文科生无人不读的枕边书，陈氏俨然成了政治自由与抗争的标志，并连带着在政治上似乎也给民国时代正了名。其实，陈氏在“最后二十年”之前，早已对国民党失望之极，尚在1940年，对其的观感便已是“看花愁近最高楼”了。对于把光宣之际当作是“开元全盛年”的他来说，辛亥革命本就是用夷变夏，清室则是“汉家之厄”，随之而来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也自然没太大差别。

　　当然，称赞民国学术有更建设性的一面，那就是惋惜如果它没被后来的历史巨变所打断，我们今天便能如何如何。今天中国学术在唯西是尚多年后，终于开始要努力建立自身的主体性，也在此时才发现地基是如此单薄——与自身伟大的经典传统既感隔膜，复对西方思想与学术追随尚勉强，更殊乏对话甚至创见的能力。回视之下，那些尚亲切地浸淫在经典传统中的民国学人自然令人殊感钦佩，而费孝通与陈康等处身于相关学科世界最前沿，与今日中国学术尴尬的追随者身份形成令人备受刺激的反差，真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

　　该怎么理解这个刺眼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当然要承认，民国学术达到了一个高峰——甚至，恐怕也是一个短期内很难再达到的高峰。不过，与当下人所在多有的粉丝式追捧不同，我想略微讨论一下这一高峰形成的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条件——这自然多少显得不那么“有趣”，不过，对任何一个不满足于浅薄的称扬或批评，而真想理解那个时代并由此反观我们当下的人，这恐怕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无趣”，因为没有什么比“趣味主义”更有害于这种思考了。

　　首先的就是煞风景的话：除了少数例外，文化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一般都是分裂与割据的乱世。姑且不论先秦这个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有原创力的时代，另一个文化高峰——魏晋南北朝，也是三百年的大混乱时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诚非虚言。原因在哪里呢?以先秦而论，列国并立下各国的生死竞争，使得士人成为最宝贵的资源，结果其地位与流动性都令今人难以企及;而那种朝生暮死的残酷与生灵涂炭的惨剧也刺激了根本性反思的出现。反过来，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被当作现代开端的近代早期欧洲，若没有空前的三十年战争的刺激，没有所谓的“十七世纪总危机”，霍布斯、洛克与格劳修斯等人奠定现代政治基础的思考又如何能够产生。最美丽的花朵需要最丰厚的腐殖土，尼采所谓向善的天空伸展得越高，向恶的土壤中就扎得越深，文化就是这么一个诡异的东西。讽刺性的是，民国以其混乱如“五代”的局面，倒是最适合提供这种当腐殖土使的花肥。今天衣食无忧、性命无虞的人思考着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局面如何阻碍了人的创造力，但先秦人首先考虑的却是要终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局面，必须“定于一”。换到民国知识分子，比起令今人艳羡的文化原创力，他们倒更焦心于内战如何能停止，更切近些，自己住的城里如何能不三天两头地打枪。一个时代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对另一个时代却是苦求不得的无价之宝。人之天性对其已拥有的恒不在意，而对其未拥有的则百般宝贵。自古及今，向来如此。

　　当然，民国比起先秦或魏晋有一更大不同，那就是中国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抛入了现代——这一西方东来的后果，实在比魏晋时期的佛教东来要重大百倍。而也正是这一东来，造就了民国学术这一高峰，并在某种意义上，把这种高峰变成了一个短时期内难以复制的奇迹。民国学术不仅正值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口，而且也正赶上了西方从其十九世纪学术转向二十世纪学术的关节。与二战后那个生活富裕而思想萎靡的福利社会不同，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西方正值其近代以来最后的创造力高峰，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也正是在此时真正作为一个学科被建立起来。而民国则恰恰赶上了这个浪头：费孝通面对的是一个因草创而尚没有多少学术传统的人类学，部分也因此，他才可能将中国经验奠定为这一学科传统的一部分;而今天的我们在隔断了三十年之后，重新面对的人类学，已经是大半个世纪发展下拥有了自己的传统与固定程式的学科。人最可改变恒在其青少年，一旦成年，便更多只能顺应，学科亦然。更何况两次世界大战不仅耗尽了欧洲人的鲜血，也多少耗尽了他们自启蒙以来伟大的信心与创造力。这是确保互相毁灭前提下的普遍繁荣，却也难以掩饰其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日益懒惰与骄奢，以及整个知识阶级的浮嚣与创造力的匮乏。面对如此的领路者，改革开放之后“洗心革面”准备重做追随者的国人，在二十多年的学习后终于习惯了其外面架子的巨大，开始渐渐看到其内囊，如何能不感到困惑与彷徨。简言之，追随者的格局本决定于领路者，今天的中国学术不及民国，这何尝不是多少因为今天的西方远不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那些光辉的前辈!

　　更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与1949年之后与英美世界高度对立不同，民国学术可是不折不扣的英美系统的分支。英美学术在今天依然是世界学术界的支配力量，民国学术如其政治一般，从话语到心态早早便接上这一“正统”，简直是给自身的学术重要性事先买好了保险。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凭借其正确的“押宝”与惨重的损失而获得了“四强”的地位，文化又如何不是如此。布罗代尔谈到他与一名波兰学者在名声方面的巨大差距，便说自己之所以如此有名，不过是额外有一个叫做法兰西的巨大扬声器。这自然不全是“伟大的谦虚”。而有了英美学术这一个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扬声器，民国学术的价值又如何不显得格外巨大。在把1949年之后的30年对抗视为是一段惨痛的“错误”，或至少也是一场不该发生的“误会”的人眼中，更是如此。

　　到这里，我们可以便像韦伯那样继续追问，那么这一光辉学术的“担当者”的情况又如何呢? 民初的中国，用张灏的话说，那已是“两个世界”：一方是沿海与通商口岸，另一方则是广大内地和乡村，二者正在从经济、社会到文化全方位地分离。与西欧相比，中国自宋以后可以说已无贵族制，科举制所保证的社会流动率，成就了司马光式的布衣宰相，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梦”，如今天所谓的“美国梦”一般。但1905年科举在内外交困之下废止，学费昂贵且设于城市的“新学”实已将中下阶级变相排除出了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沿海新资本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各省的军阀封建化，都似乎把中国这一上千年的平民化趋势给重新扭转过来。而民国学术的担当者，也正是来自这一重新“贵族化”的小团体(如江浙财阀之于徐志摩，如前清贵胄之于陈寅恪)。大体来说，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来源与帝国时代相比，要更内生化，而其气质，也自然更贵族化。而这个依赖西方且与乡村脱离的精英团体，便是光辉的民国学术的“担当者”。

　　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毕竟，那些西方19世纪的伟大观察者，从托克维尔到布克哈特，本就把文化看作是属于贵族的事业。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一切都在台面上，卓越的德性、伟大的创造力以及光辉的文化，本就不属于民主国家能给你的东西。而二十世纪恰恰是托氏眼中不可抗拒的民主时代，那些在经济上无权的阶级，在政治上要变成名义上的唯一权势阶级。而作为二十世纪激烈的社会主义实践下硕果仅存的大国，平等的激情早已深深的渗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不管好坏;更何况，我们正处身于一个空前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伟大——恐怕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但这又注定是一个伟大的平庸时代。

　　总之，作为赶上了这伟大时代的不那么光辉的我们，面对处身一个不那么伟大的时代的光辉的前辈，我们在努力做自己能做的之余，应该更心平气和一些。我们不必如那自鸣得意的仆人，眼中的伟人都不过是些有着各种缺点的凡人;但也不必如那心怀不足的现代人，永远自怨自艾于不能拥有如古希腊人般的人类的“童年”。我们是成年人，我们要如同马克思说的那般欣赏它“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的永久魅力，并能感到愉快;但作为成年人，我们另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