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团体与研究方向

日本史学界向有厚古薄今之传统，古代史作为“真学问”一直为史家所乐道，近代史的学术性却受到质疑，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价值更不被认可。1950年代起，野泽丰、池田诚、竹内实等老一辈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为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经过日本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已经成为日本历史研究中的“显学”，是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通识教育和专业教学中的重要科目，形成了稳定的学术队伍，出版《现代中国研究》、《近邻》、《辛亥革命研究》等刊物。

在日本的大学，除京都佛教大学外，都不设立史学学部，历史为文学部的一个专业，日本大学的历史专业主要设三个专业方向：日本史、东洋史(现在多改为亚太地区历史)、世界史。其中，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人最多，一般占据史学专业教师的半壁江山。各大学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教师并不多，无法与国内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相比。相关的学术团体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教师交流的主要平台。

日本国内有许多历史研究的学术团体，日本历史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学术团体，拥有众多会员。会员的研究领域涉及日本史、世界史、古代史、近现代史等各个专业。日本历史学会每年举行年会，规模庞大，吸引日本各地的历史学者参加。现在日本有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团体，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无疑是最主要的。日本有两个以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为名的学术团体，一个在关东，一个在关西。关东地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为著名学者野泽丰等先生创办，关西地区为池田诚等先生创办。这里谈谈我比较熟悉的关西地区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关西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是一个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自发的、民间性学术团体，也有大学生、研究生和历史爱好者参加，会员以关西地区学者为主，在北海道、鹿儿岛、山口县、名古屋等地都有他们的会员。该会成立于1969年秋，开始是以读书会的形式出现，1980年起发行刊物内部刊物《中国现代史通讯》，1997年开始公开发行学术刊物《现代中国研究》，每年2期，目前会员已经发展到200多人。会员的研究领域涉及近现代及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研究会为纯民间组织，研究会经费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刊物广告，每次例会或者年会有年轻教师、学生负责具体的会务工作，研究会给学生很少的补贴。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每月举行一次例会，此外，每年还要集中召开为期2天的年会，采用“合宿”的形式，即集中研讨。这些会议都安排在周六、日举行，避免影响会员正常工作。研究会会员多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后，研究会还组织集体研究课题，出版共同研究成果。目前关西地区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已经出版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近现代关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二十世纪中国与日本》等书。《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还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

日本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部分。野泽丰、竹内实、池田诚等老一辈研究者以研究辛亥革命、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史等见长。1960年代，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安保条约斗争，日本大学生是反对安保条约的主力，一部分的学生在这个时代开始关注中国，读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在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下，走上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之路。辛亥革命、孙中山、鲁迅、中国近现代史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而对中国国民党史、中间党派史、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党史研究开始突破“左”的束缚，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也给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极大影响。日本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由过去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民俗等全方位等各个领域。其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与继承关系、国民党的训政与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近代农村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200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的8卷本系列研究丛书《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2004年青木书店出版的7卷本著作《中国的20世纪》、2008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4卷本丛书《20世纪中国史》、2010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毛里和子主编的《丛书中国的问题群》共8册，等，全面地研究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农村的变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从广阔的视野、以新的史料和新的角度，全面研究了近代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些系列著作可以说代表日本学者整体研究水平。此外，日本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他们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对中国学者有不少有益的启发。同时，日本学者继续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京都大学副教授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大阪大学田中仁教授《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等，都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力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严密的考证、大量国内外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使用，对已成定式提出质疑，并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其扎实的考证和史学功底收到中国学界的重视。

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特点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的治史方法，重视考据、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利用，论证缜密而充足，从不空发议论。在阅读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时我们会发现，索引、参考资料部分一般要占到整幅文章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初到日本时，导师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告诉我，当初他们在东京大学读书时，老师就教导学生，引用别人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老师也经常告诫我研究必须尽可能地发掘和使用第一手资料，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翻译安井三吉教授著《卢沟桥事件》出版后，寄给国内抗日战争史著名研究专家，他们无不惊叹《卢沟桥事件》资料之翔实、全面、细致。为了写《卢沟桥事件》一书，1990年安井老师利用到东京参加日本历史学会年会的机会，带着我一起到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去查阅当时日军布防的地图，其实刊有那幅地图的资料集早已正式出版，但是，老师还是要再核实一下最原始出处，老师对资料使用的慎重和仔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大学历史系等高校将该书作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

竹内实（1923年6月12日~2013年7月30日）日本“毛泽东学”的权威和“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

日本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重视发掘、整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例如竹内实先生主编了10卷本《毛泽东集》、9卷本《毛泽东集补卷》以及别卷，共20卷的著作，他还撰写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被誉为研究“毛泽东权威”、“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2001年11月成立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日本公文书馆的一个部门，该中心将保存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大量档案文件进行数字化处理，已经公开图像达1400多万个，使各国读者可以轻松地在网络上查找到自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的重要资料，其中许多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为深化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日本学者重视跨学科、跨地域的横向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态势。如上所述，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学者已经逐渐淡出学界，他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也多在70岁以上、离开了教学研究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的主力。中青年学者多有机会到中国留学，有比较好的汉语应用能力，可以熟练地使用中文资料，与中国学者顺畅地交流。日本的中青年学者继承了老一辈学者严谨的学风，又借助当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各方面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日本政府既把中国作为合作对象，又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是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必要前提，为此，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发挥近代史学者的作用。日本文部省以项目研究的方式资助学者研究，期待从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了解中国，为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1996-1998年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经费特定地域研究项目“中国的构造变动”启动，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教授牵头，日本近70名近代史学者参加了该项研究。经过3年努力，学者们写成了8卷本《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丛书，2000年该丛书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这套丛书研究涉及中国大国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社会、环境、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这套丛书成为日本许多大学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新世纪日本文部省又启动了新的、更大的研究中国项目，计划以5年的时间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这项研究以东京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为主，关西地区的京都大学等也参与其中。为确实了解当代中国，项目不仅邀请日本学者参加，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研究，以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2006年中日开始了共同历史研究，2009年末中日两国发表了共同研究报告。尽管在研究中双方有很大分歧，但是，它毕竟向着促进相互了解、理解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是促进学术交流、加深近代史研究良好的开始。

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评析

现在日本学者更加注重以联系的方法、从广阔是视野中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更加关注现实。日本许多著名的大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如：京都大学成立了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班，2010年该研究班出版了集体研究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虽然名为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但是，该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从清末一直到现在，涉及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等各个方面。大阪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论坛，参加该论坛的学者不仅有中国近代史学者，还包括研究世界史、全球史、中国文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专家，形成了研究范围和时空跨度都很大的研究机构。各个大学、研究者之间不断打破原有的地域界限，力图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研究中国。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对当前中日关系的非常忧虑，他们发出呼吁，希望两国通过对话、“理性”对待分歧。2013年2月19日，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公彦等7人，发表了《致各位朋友——中国史研究者对于日中两国领土纷争》的呼吁书。呼吁书从长期保持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目标出发，阐述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和中国都走过了各自的道路，期间两国经历了不幸的关系。日本犯了重大的历史错误”。他们呼吁“寻求反复‘对话’解决问题”，“坚信‘理性’和‘语言’的力量，希冀以历史为母，实现互相平等与和平共存”。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批青年人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不少人留在日本大学任教。现在这批留学生已经步入中年，他们利用日本丰富的史料资源、发挥得天独厚的语言、熟悉两国国情等优势，活跃在中国两国学者之间，他们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生力军，还致力于中日两国学者间的交流。2003年在日本的中国教授、研究员组成了“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协会性的组织)”。该团体每年组织数次沙龙会议，还要组织年会和学术报告会。目前已经有100多名教授、研究员参加(均为名符其实的教授，副教授无资格参加)。“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研究领域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经济、理工科等方面研究者，该团体旨在促进在日中国学者间的交流、中日学者间的交流和中日经济文化交流。2010年9月，“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的部分成员与日本教授一起到中国的西藏等地考察，他们用亲眼所见，向日本学界和民众介绍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戳穿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的污蔑，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总之，日本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领域、路径、成果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客观地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过度地关注细节，缺乏对事物总体态势的观察和把握等缺陷。虽然日本学者声称他们的站在纯粹“客观”、“学术”的立场上研究问题，其实，他们的研究中不免带有“日本式”思维特征，对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国情和发展趋势观察难免失准，甚至将枝节末叶视为主流，导致研究失准。这在8卷本的《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中国与世界》丛书、《丛书中国的问题群》等著作中都有所反映。

日本学者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其视角、方法、观点，对中国学者还是有启示意义的。中日学者在研究上各有所长，应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在可能的范围内开展合作研究，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中日学者间的交流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从学术和文化层面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本文作者：新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