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留日生

一、第一代留学生命运多舛

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47年容闳赴美算起，至今已有153年的历史，若从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也长达128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出国留学从涓涓细流，到洪波巨浪，曾经跌宕起伏，几起几落，折射出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足迹。

1847年，当容闳随着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的时候，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那时国人对海外世界因茫然无知而充满恐惧，出国留学更属史无前例，是祸是福，难以逆料。而容闳在外国传教士的资助下，毅然赴美求学，最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但容闳当时的感想，与其说以自己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还不如说是因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痛楚。这种痛楚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沮丧和苦恼。他回国后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使更多的中国年青人象他一样出国留学，将西方的学术文化，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若干年后，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终于促成清政府同意选派官费留学生。

清政府最初选派的留美学生是120名幼童。这次虽然是政府官派，但当时国人风气未开，上层富家子弟仍然沉湎于考科举，入仕途，以至于费了很大周折才凑足120名留学候选名额。应选者大都是贫寒子弟。清政府要求这些出洋幼童的父母在保证书上画押，倘其子弟在国外发生“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试想，当时大户人家谁肯将自己的子弟送上这样一条不明生死的出国之途！由此也可见当时中国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的情形。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事。

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但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这120名留美幼童又仿佛是120朵过早开放的花蕾，因为缺乏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最终沦为夭折的境地。由于清政府的顽固守旧，担心出国幼童适异忘本，沾染外洋恶习，离经叛道，而将幼童中途撤回。

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但当时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只让他们学习一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制船造炮之类的技术工艺，回国后也只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技术工匠使用，不仅不鼓励，反而反对出国留学生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更无意将他们训练成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新型人才。在20世纪以前，中国国势虽已衰颓不堪，而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回国留学生甚至不能加入正途士大夫行列，而处于边缘位置。他们之中后来虽然涌现出了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以及象詹天佑等少数著名的工程师，但这不过是清政府“种豆得瓜”的结果。就总体而言，这一代留学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的。

二、20世纪初期，留学生时来运转

留学生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是20世纪最初20年间的事。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在全国推行一系列“新政”。其中之一是废科举，兴学校，奖励出国留学。在政府的倡导下，青年学子纷纷买舟出国。一时间，中华大地迅速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生也从此时来运转。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留学国主要是日本。留日学生占出国留学人数的90%以上。原因主要是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文同”。这个时期，留学专业多集中于政治、法律等学科。留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极强，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民国建立后，他们又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但这一代留学生的专业造诣有限，不少人刚刚步出私塾书院之门，便踏上了出洋渡海之舟，出国后大多只接受到粗浅的初等教育，真正进入外国大学学习的极少。

20世纪初期，中国大多数士民对本国的制度和文化已开始丧失信心，对西方文化由自卑而衍生景仰之心。这种景仰很快转化为崇尚留洋归来的学子。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留学是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捷径，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救星。只要翻开那时的报刊书籍，这样的言论触目可见：“留学生者，20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强国之原素也。”“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最崇洋的时期，也是留学生地位最崇高的时期。那时，一位留洋归国学生可真是说一不二！像胡适那样二十六七岁还没有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即可问鼎北大者，甚至傲视士林者，比比皆是。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的主人公说：“留洋归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也未尝不是那时归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

三、五四以后，留学生学贯中西

论留学生的质量，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堪称是真正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一代。在留学地域上，这一时期留学日本者虽仍很多，而留美、留欧者亦复不少；在留学专业上，比前两代留学生有较大拓展，不再集中和偏重于某一方面。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一方面秉承了丰厚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与前两代出洋学子相比，他们的“西学”程度要深，而与以后几代留学生相比，他们的“国学”根基要厚。他们在蒙童时代受过严格的私塾书院教育，出国之后，又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西学”的训练。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担当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

到30年代，中国留学教育已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随着国内新式教育的逐步发展，出国留学生的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出国留学生多数能直接插入国外大学高年级或考入研究院学习，而且大多学有专攻，获得国外硕士、博士学位者颇不乏人。

但也大约从30年代开始，国人对留学教育开始提出批评和反省。一些人认为留学教育在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酿成了某些缺失。当时一些人对留学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学术的拿来主义，责备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现炒现卖，而不能结合中国的国情，联系中国的实际，建立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和学术，认为中国教育和学术长期滞留于模仿阶段。不过，这些批评并没有影响留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归国留学生依然炙手可热，成为各方争相网罗的对象。

四、中国留学教育长达40年的低谷期

通观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留学教育，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时期：1847－1900年为发轫和起步期，留学人数总计不过200余人。1901－1937年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期，出国留学生总数大约有15万。1937－1977年是中国留学教育的低谷期。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东西方冷战和史无前例的文革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留学教育受到极大的冲击。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出国留学人数总计不过数万人。

抗战时期，留学教育因受战争的影响而一度濒于中断。战后虽一度复原，但未久又因东西方冷战，使新中国的留学教育遭受重大挫折。50年代，中国人留学区域局限于苏联，兼及东欧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留学交流完全中断。留学专业重工轻文，主要学习冶金、采矿、地质、电气、建筑、水利、农业和交通等专业。另外，这个时期自费留学中断，留学生全部由国家统一派遣、管理和分配。留学生自己不能自由选择留学国家和留学专业。选派留学生时，更注重其政治出身和政治素质。其后文革十年，中国留学教育几乎完全中绝。归国留学生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直至1978年邓小平同志对出国留学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指示，中国的留学教育才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五、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热

1978－2000年，是中国留学教育的鼎盛期。在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这个时期是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留学地域最广，留学专业门类最全，国家对留学教育最为重视的时期。22年间，先后出国留学人数总计达30多万，留学地域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专业几乎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其中已有10多万人学成归国，正在中国的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般而言，留学教育的效应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后派遣出国留学生已有20余年，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铺垫和积累后，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将会是中国留学教育的高回报、高受益时期。

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尚有20余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学有所成，滞留未归。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政策，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奖励措施和优惠政策来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另一方面对那些滞留不归或暂时无意回归的人员，鼓励他们以其它方式为国家服务。从长远的目光来看，派遣留学生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人才。留学人员也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智力资源，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资源。留学人员对促进其母国与留学国之间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散布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不仅能将所在国的先进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母国，而且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所在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如果说近代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主要是侨汇经济的话，那么新一代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将主要是文化资源。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观之，留学具有双赢效应，即无论对留学派遣国，还是对留学接受国，均有益无弊。对留学接受国而言，接收某国的留学生是对该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条重要媒介。故近百年来，日本和西方各国一直争相吸纳中国留学生。当今美国不仅通过外国留学生教育来扩张其文化霸权，而且直接截留外国留学生来掠夺他国的人才和智力资源。

对留学派遣国而言，派遣总会有回报；只是回报率大小问题，而不会是负数。留学生的回归率并不等于留学生的回报率。无论是回国报效还是滞留不归，均将有益于派遣国。不能因为人才滞留不归而因噎废食。闭关自守时期，虽然肥水没有外流，但肥水成了一潭死水。

六、新世纪留学教育展望

80多年前，正当中国人如醉如痴地做着留学强国梦的时候，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非留学篇》的振聋发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青年胡适没有象当时大多数国人那样一味讴歌留学教育的好处，相反他满怀悲情地声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在他看来，留学只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之舟”和“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他说：“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以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若徒知留学之益，乃恃为百年长久之计，则吾堂堂大国，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则当引以为耻。

曾几何时，80多年前胡适的一篇醒世警言竟成谶语！时至今日，留学终成百年长久之计。今天的中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遣国。对此，国人有以为喜，有以为忧。但无论如何见仁见智，在中国尚未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前，出国留学仍然是一条无法舍弃的“过渡之舟”。

与改革开放最初数年相比，当今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已日趋规范化，法制化。80年代曾经躁动和席卷中国大地的出国留学热潮，逐渐呈现出淡化和冷化的趋势。这表明当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在经过20余年的摸索和实践后，已日趋成熟并导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步入21世纪后，人类接受教育的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扩展，不仅高等教育日趋国际化，甚至中等和初等教育也将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随着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日益便捷，教育的地域界限日趋模糊和淡化，在那时，人们将以一种平常心看待出国留学，也会以一种平常心看待回国留学生。出国留学如同在国内异地求学一样，留学生也不再是奇货可居，或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吸引回国。当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留学人员的作用不会是一如既往地增大，而可能是逐渐缩小。到那时，出国留过学的人与在国内受教育的人相比，只是一种受教育的地域背景不同，而不会是知识能力的差异。

当一个国家不再过分仰赖留学回国人员，不再需要对回国学子采取种种优惠特殊政策的时候，才是其真正独立富强的时候。到那时，中国也许有望由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遣国，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

本文作者：新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