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这封有毛泽东、朱德签名的信件在英国被拍卖，该信件价值高达90万美元。信件是写于1937年，但信中的原件已不知去向。信中大概的内容是希望英国共党能够支持中国的抗日革命。令人疑惑的是，从这封信中能否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有着怎样的对外政策。

　　这封信是为了塑造延安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吗?

　　这封信乃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延安尝试利用外国记者突破新闻封锁，重塑自身国内、国际形象的产物。

　　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托邀请一位可信赖的西方记者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同年3月，地下党人黄敬向北方局地下党领导人刘少奇报告了斯诺前往陕北访问的请求。稍后，斯诺的采访问题清单被送抵陕北。5月1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该如何回答斯诺所提出的十余个问题。出席会议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吴亮平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

　　会议先由报告人“把斯诺的问题和准备的答复，逐一讲了一遍”，然后进入讨论阶段，对答复做出修正。6月份，斯诺被告知采访请求已获准，遂自北平出发，于1936年7月进入陕北苏区。在保安，毛泽东根据5月15日的会议精神，回答了斯诺采访清单上的所有问题——谈话先由斯诺用英文纪录，“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稍后，斯诺又访问了张闻天等其他高层。至10月份才离开。

　　不难看出，斯诺的陕北之行，乃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谨慎挑选了立场左倾但与中共尚存在一定距离的斯诺;另一位与共产国际关系亲密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则被打入了“冷宫”，虽然她同样迫切希望成为首个访问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陕北方面，则精心讨论了如何回答斯诺的所有提问。这种精心策划所催生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影响大大超出了预期，成了抗战时期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最主要来源;也使中共迅速获得了世界影响力。

　　斯诺之行的成功，使得毛泽东在1937年又决定邀请一位英国记者访问延安。詹姆斯·贝特兰被选中。与斯诺的背景大致相同，贝特兰思想左倾，与中共北方局来往密切“久经考验”(与斯诺一样，贝特兰不了解“北方局”的具体存在;西安事变期间，由地下党安排，贝特兰曾协助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史沫特莱，潜身西安以英语广播对外直播事变进程)，且在英国媒体界颇有地位(贝特兰是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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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毛泽东为何选择延安为革命根据地的真正目的

　　贝特兰在1937年9月底进入延安，对毛泽东做了访谈。期间，毛泽东曾向贝特兰询问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贝特兰回答：伦敦工人群众召开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国的决议。这番交流，正是毛泽东给当时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信的原因。

　　与斯诺的访问相似，贝特兰记录的每一句话，都需重新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谈话的英文版发表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中文版则用于国内宣传。效仿斯诺，贝特兰也在英、美两国出版了一部关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著作《华北前线》。但总体而言，贝特兰的延安之行影响有限，没有能够再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奇迹。原因之一，在于贝特兰的身后，不像斯诺那般，有大出版商作为推手——自1933年起，斯诺的美国出版商就一直在催促他写一部关于红色中国的畅销书;其1936年的陕北之行，得到了出版商的金钱资助;《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也是出版商所定。

　　毛泽东这封信函，只代表延安短期的英美政策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前，所提交的问题清单中，曾问及中共如何定位与美英苏三国的关系。政治局常委会所拟定的答复是：愿意与美国订立太平洋反日战线;对英国以往的亲日行为不满，但认为近期政策有所转变，是好的;中国独立后，不会受苏联统制，但会结成兄弟联盟。

　　不过，上述定位没有维系太久。1939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宣称：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和希特勒德国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同年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共产国际将德国和英法之间的战争界定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也发布指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与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此一时期，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被延安视作了“国际反动力量的中心”。

　　1940年10月，延安一度对英美记者关闭了大门，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并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阻止国民政府加入英美同盟，否则将出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中国将“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到12月，皖南事变结束，英美并没有在事变处理中表现出预料中的“反动”，政策遂又有所松动，延安再次对英美记者敞开了大门。新指示认为，对英美记者仍应“当做情报人员看待”，但也应该“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对前来接洽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

　　简言之，抗战期间，延安的英美政策一直起伏不定。毛泽东致英国工党领袖的这封信，仅足以反映1937年末的短暂情形，不宜做过度解读。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