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陈毅大八岁，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四川人，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相识，直到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在长达44年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但是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们也发生过不愉快，对于其中的原因，曾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个性是“天马行空”，陈毅的个性是比较独立坚持，最终导致二人产生误会。
　　其实，真正导致二人不愉快的是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夺权”。这件事情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并且最终令毛泽东出走。

　　纵观毛泽东一生，共有三次被剥夺权利的经历：一次是1932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被中央夺了权;还有一次是在中央苏区被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夺了权;而较早的一次就是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夺权”。
　　与前两次都是自上而下被“夺权”不同，这次“夺权”是自下而上的。红四军是毛泽东亲手开创并建立的，陈毅至始至终都是他的下属，毛泽东一生最恨的就是以下犯上，陈毅的“夺权”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这也给毛泽东、陈毅以后的交往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文革”时，这件事成为陈毅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一生中最大的历史包袱。
　　朱毛分歧，陈毅“调和”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此后，红四军的机构设置虽然时有变化，但决策领导层里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第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军事作战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人来则集中对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因此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
　　此次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军委联席会议，再一次将二人的不同观点摆到了桌面，而出席会议的人员对究竟是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在局势紧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红四军第三号人物——陈毅。此刻，陈毅的意见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会议上，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陈毅分析毛泽东和朱德的建议后，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
　　最终柏路村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陈毅取代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1929年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
　　但是，大余县不仅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且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当国民党赣军李文彬旅逼近大余县城东门时，竟然没有一名群众向红军报信。就这样，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的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和朱德率军部少数人迅速向城南转移。

　　在这次战斗中，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以惨重的代价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因为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伤势严重。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恰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才快步得以脱身。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为困苦的时期。
　　面对困难和连连受挫的形势，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红军战士却还穿着单衣行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意见压下去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针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担任，党权、军权、人权全部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身上。
　　有了相对集中的指挥权，毛泽东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了。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两个团，这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尽管如此，红四军中仍有不少干部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同年2月7日，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史称“二月来信”)，来信要求红四军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随即红四军中一部分积极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同年5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也是四川人，与朱德、陈毅是老乡，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到前苏联学习军事。刘安恭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他善于辞令，口才极好，这使很多红军干部对他佩服有加。
　　同年5月底，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太集中”?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人提出要正式恢复军委，以健全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争论双方都是出于公心，所以争论起来理直气壮、各不相让，最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几天后，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临时军委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
　　毛泽东认为，作为下级党委的临时军委擅自决定并限制其上级党委前委的职权，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随即，“前委”在白沙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会上，针对当时少数人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使得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展开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向前委提出了辞职，并请求马上撤换书记，然后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随后，前委推选陈毅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这一决定让陈毅颇感意外。
　　1958年5月，陈毅与毛泽东等人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最恨以下犯上 陈毅犯大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28岁的陈毅主持。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代表们于是对毛泽东、朱德二人纷纷提出了意见，有些意见甚至有些过火。
　　刘安恭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当时并没有及时地站出来控制这种不正常的气氛发展下去，这后来也让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曾特意找到陈毅，请他在会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创建及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然而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却起了反作用。陈毅在会上竟然也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十分意外。

　　会上，陈毅指责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评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连刘安恭也被他批评了一通。
　　最后陈毅又对毛泽东、朱德二人说到：“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不止。
　　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一言不发。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而陈毅却把这一票投给了其他人，最终导致毛泽东落选。
　　会议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愤然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毛泽东坚决反对“陈毅主义”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军队通过合围的方式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闽西根据地解决掉。紧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蛟洋讨论对敌策略。
　　对此，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他说：我们不要硬拼，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进攻闽西，我们就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
　　当时陈毅正准备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于是陈毅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毛泽东说：“‘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
　　就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蛟洋作调查研究，陈毅则按照中央的要求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并率部保卫着闽西根据地。
　　这期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朱德等人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朱德与一部分代表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来。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当场表示：“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会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离开上海，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
　　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不回来时，感到有些意外，但立刻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信中催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陈毅真诚地向毛泽东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接连收到陈毅的三封信，为陈毅的真诚用心感动，最终摒弃前嫌，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着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的精神，并对“九月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上，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
　　1954年谭震林回忆当年的“古田会议”时，曾动情地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其中一次就是红四军第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