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五位叱吒风云的学生造反派领袖，在岁月走过时，才发现自己所处的是怎样荒唐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找到答案了吗?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有五大广为人知的造反派领袖，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如今的他们是什么情况呢?

　　聂元梓

　　一、北大之聂元梓
　　来自河南、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初，在康生的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造反运动，文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聂元梓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并在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的接见。
　　1968年11月，聂当选为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然而，第二年，随着政治使命的完结，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次年，在其要求下，回京治病。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文革结束后，聂元梓于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判处17年徒刑。不过次年，她就被允许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
　　目前，她一个人居住在北京亲戚家的一幢楼房的单元房里，靠微薄的低保生活，身患多种疾病。

　　蒯大富

　　二、清华之蒯大富
　　1945年出生在江苏的蒯大富，于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其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又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工作组被撤之后，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着名左派。
　　之后，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还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方式丑化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在内的一百多名中共高层领导，此图流传甚广。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造成了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北大、北师大也随即效仿。后在毛的批评干预下，各大高校武斗停止。
　　同聂元梓一样，蒯大富1968年12月的政治生命即告结束，接受审查。
　　1978年4月，蒯大富被逮捕。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88年结婚。
　　目前在深圳受聘于一家网络公司任总经理。2011年，曾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

　　韩爱晶

　　三、北京航空学院之韩爱晶
　　与蒯大富同年出生在江苏的韩爱晶受家庭影响，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异常活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据说，他曾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了28个昼夜。
　　为了扩大影响，韩爱晶率先将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并在1967年7月26日，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此外，他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并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
　　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这成为王力一伙构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7月，韩爱晶带头开始批斗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小将们强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在遭到拒绝后，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德怀的严重伤病，会上继续对其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
　　同年10月，为控制北航，韩爱晶在掀起武斗的同时，还构陷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并下令将其“隔离审查”，对其进行毒打等。后在毛的严厉批评下，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
　　1969年11月，韩爱晶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出狱，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韩爱晶内退，其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右一谭厚兰

　　四、北京师范大学之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加入中共。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师大政教系学习。
　　1966年，在北大的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谭厚兰在北师大最先响应，并在校内贴出首张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因此受到批斗。工作组被毛下令撤走后，谭厚兰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同年，在康生的亲自授意下，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来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她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1967年，谭厚兰在江青的授意下，掀起了炮打谭震林的运动。同年她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据说，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
　　1968年7月，谭厚兰与其他几位学生领袖在被毛严厉批评后，中止了其政治生命，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谭厚兰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监狱中，她诚心忏悔，并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允许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1月，谭厚兰去世，终年45岁，一生未婚。

　　王大宾与陈伯达

　　五、北京地质学院之王大宾
　　出生在四川的王大宾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共。文革爆发后，王大宾正值毕业前夕，他狂热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中，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在此期间，王大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1968年毛泽东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刑9年，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他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返回成都后的王大宾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1985年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1989年后，他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当年的五位叱吒风云的学生造反派领袖，在岁月走过时，才发现自己所处的是怎样荒唐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找到答案了吗?

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