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下乡

身为北大荒知青，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岁时去香港奋斗。我自觉我的青年时期被耽误了，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我不靠家产、遗产、背景、后门，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寻求着人生价值。有起步，无终点。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感到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青春活力，朝气蓬勃。我感到我生存的每一天都非常有意义。##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使许多出身不“红”、不“纯”的学生遭受挫折。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且有海外关系。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因为出身政审不过关，失去了成为一名专业网球运动员的机会。因此，当学生中上山下乡的倡议刚一发出，我就成为全校第一个报名者。1967年当我以连长的身份和二十几名同学一起来到北大荒时，我如释重负：我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家庭包袱。从此，我将是我自己，是一名革命的兵团战士了。

从北京来到北大荒，我感到这里与首都的巨大差距，与我以前生活的巨大差距，胸中充满了改造、建设北大荒的激情。我不怕脏累，专抢重活苦活干。我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扫盲办校。

正当我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干打擂妇代会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3月28日，我母亲被打成反革命，里通外国的嫌疑而入狱。在那个时代，我立即成为关、管、押子女，被编入“牛鬼蛇神”班。从此，我——19岁的少女被列入另册，作为仅有的女性与有各种罪恶史的男人们一起接受监督、改造。根据区别本人和其子女的政策、我被任命为“牛鬼蛇神”班的班长。整天同一帮男性“牛鬼蛇神”在小兴安岭的山脚下脱砖坯。

为了保护自己，我给自己修了一个厕所。为了表明我不是一个弱女子，我咬紧牙关，凭借运动员的体质，承受了伐木、脱坯、烧砖、盖房、烧几百人吃用的水等所有壮男劳力才能承受的重活、脏活。

那的确是非常的岁月。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伴着从小兴安岭山脉传来的狼叫声，挨户叫“牛鬼蛇神”起床。当这些人陆续来到砖厂时，我已挽高裤脚和泥、摔泥了。我一天脱上千块砖坯，得一个壮男劳力供泥才赶趟儿。我上窑烧砖，挑着四十块砖坯来往于距地面十米高的跳板。烧窑的铁勾子有十米长，十根筷子那么粗，几十斤重。托坯、搭窑、烧砖、封顶。什么活儿我都干了，什么苦我都受了。托坯，东北的小咬叮得我满脑门都是包，痒得难受只能抓把泥往头发根上糊。我不知道现在的女青年如何想象我那时的模样，那时我正值十九岁花季。一次砖窑封顶，差点儿把命搭上。难忘那天中午，临到封顶，老职工有事回家了，窑上只留我一个人。不一会儿，眼看着黑烟变成白烟了，该封顶了！我赶紧挑上两筐土上跳，这跳是一块宽三十公分的板子。突然，我脚下一闪，陷到坑里，我下意识地用右手一压，平稳住身体，匆忙封了顶。过了一些时候，老职工回来了，上窑查看。他刚上去，就大声叫喊：“你是不是陷进窑坑了，真玄啊！掉进去就烧成灰啦！”我当时还开玩笑说：“烧了也不错，以后你们再烧窑时就想起我了。”老职工没心气儿开玩笑，他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危险啊，危险！你要是真掉下去，怎么向你北京的家人交待啊！”坐在那儿发了半天呆才缓过劲儿来。说实话，我哪还有家？北京的家被抄光了，爸爸进牛棚，妈妈进监狱，哥哥弟弟都到内蒙插队。我那时对死毫不畏惧，觉得烧死了倒超脱了，因公而死还我一个干净的名份。

作为“关、管、押”子女，我被安排干最重的活儿。我每天一早一晚，拎着十几斤重的水桶，从十几米深的水井里打水。冬天，井口四周积了厚厚的冰，我几次在井口摔倒，险些掉进井里，现在想起，自觉那时的我命真大。每天我要挑三十多挑水，烧直径一米的大锅。然后，赶着牛车去地里送水。过去是两个壮男劳力的活儿，现在，我一个人全包了。没有人替班，没有休息。我因此出名：四连有个女的，特别棒。烧全连的吃用水。除了规定的，我还自愿多烧一些水给女知青洗脚用，减缓女知青因寒冷所患的妇女病痛。

作为北大荒知青的我做过女石匠、盖过房子、跑砖、砌墙、砍椽木、修民房，经我手盖的房差不多有三栋了。现在的女青年恐怕很难想象我是怎样做了那么多原本是男人干的活儿。

那时，多数知青们能收到家里寄来的衣物。而我，家破人散，自然收不到家里寄来的任何东西。尤其是逢年过节，别人探亲回来哭，我躲在被窝里掉眼泪。人都需要爱和被爱。在爱少得可怜的年代，我付出了，也接受了虽极少却极珍贵的爱。我一有时间就帮助老乡干农活，帮男同学做针线活，掏女厕所的活我全包了。我干重活吃得多，一些同学捐赠一些粮票给我，一个月我要吃六十五斤粮食。每次挨完斗，一些好心的贫下中农就偷偷地叫我去他们家，给我做好吃的东西，一些好心的同学也留些好吃的给我。他们大多因为与我亲近遭到麻烦，他们以此为代价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励。

那时，我不怕死，但我心里最清楚：我不能自杀，我要坚强地活着。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证明出身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要以最好的实际行动，让任何人找不出任何籍口说，我是“狗崽子”。我做体操，听广播，在寒冷的冬天也坚持锻炼身体。我要以好的身体迎接光明的一天的到来。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醒悟我不能像苦行僧、甘心情愿被压在最底层。我开始找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我在连队乒乓球比赛中表现了出众的球技，被调到团球队并在团里当老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感我们国家城乡贫富差别之大。穷孩子们要走一百多里路，带着一个星期的干粮来读书。铅笔只有一寸长还在用，没有本子就用裁下来的报纸边写字。面对这些求知艰难的孩子，我愿为他们做我能做的一切。我把自己带来的衣物都分给了他们，我尽全力教他们知识。一年后，我成了全团的优秀教师。1973年，选调北京教师，我被推荐。于是，告别生活了近7年的北大荒，我回到了北京。

本文作者：深圳新闻网